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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也是完善专项斗争法律政策保障的重要举措
2020-03-23

确保专项斗争始终沿着法治轨道深入推进——扫黑除恶 4 个法律政策文件牵头起草单位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来源: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社发布时间:2019-10-21 23:33:32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对该组织进行包庇、纵容的,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重处罚;对非法放贷行为及其入罪条件进行严格界定和限制,有效避免打击面扩大,确保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受影响;对于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律实行跨省执行刑罚…… 10月21日,全国扫黑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国家监委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等4个法律政策文件。 4个法律政策文件牵头起草单位的相关负责人就文件的有关内容回答了记者提问。 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新华社记者:请问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崔鹏,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开展近2年时间,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机出台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主要考虑有哪些? 崔鹏: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与政法机关凝心聚力、合力攻坚,严肃查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取得了比较明显的阶段性成效。当前,专项斗争已进入爬坡攻坚的新阶段,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要时刻警惕“一篙松劲退千寻”的风险。此时出台《通知》,主要基于3点考虑: 一是坚持边打边建,将过去的实践经验提升为常态化制度。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各部门在“打伞破网”工作实践中探索创新,积累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如案件线索排查移送、逐案筛查、循线深挖、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研判分析等,将其上升为制度成果并加以细化,同时进一步明确线索处置和办理原则,有利于更好地形成工作合力。 二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足解决当前工作中的瓶颈和短板。根据平时工作中了解的情况,目前各部门在协作配合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如线索研判处置不及时、案件查办协同性不够、部分罪名的管辖权存在交叉等,导致有的没有查深查透,有的查办进度缓慢,有的定性处置精确性不强,影响了案件查办质量和“打伞破网”效果,需要对此进行规范指导。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明确今后“打伞破网”的工作方向。“打伞破网”是下一步专项斗争的主攻方向。为打赢这场攻坚仗,必须既明确查办重点,实施精准有效打击,又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认定问题性质。《通知》既提出了查办质量方面的要求,又明确了需深挖彻查的7类重点案件,为今后工作指明了重点方向。 下一步,各相关部门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抓好落实,突出打击重点,加大打击力度,形成打击合力,在“打伞破网”工作上实现新的更大突破。 领导又包庇涉黑组织的从重处罚 《法制日报》记者:请问最高人民检察院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检察官张志杰,公职人员涉黑涉恶的犯罪行为构成何罪、如何处理,在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里有哪些具体规定? 张志杰:根据我们前一段扫黑除恶的司法实践和调研中总结的重点司法适用问题,对公职人员涉黑涉恶犯罪行为可能触犯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如下规定,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特殊主体,规定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并对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相勾结的情形如何处理进行了规范。《通知》第6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对该组织进行包庇、纵容的,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重处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该包庇、纵容行为同时还构成包庇罪、伪证罪、妨害作证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罪等其他犯罪的,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通知》第7条规定: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共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且不属于该组织成员的,以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共犯论处。如该行为同时还构成其他犯罪,应当择一重罪处罚。 二是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果利用职务便利实施非职务犯罪行为的,应酌情从重处罚;事先有通谋而实施支持帮助、包庇纵容等保护行为的,以具体犯罪的共犯论处。《通知》第8条规定: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便利实施包庇、纵容黑恶势力、作伪证、妨害作证、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窝藏、包庇等犯罪行为的,应酌情从重处罚。事先有通谋而实施支持帮助、包庇纵容等保护行为的,以具体犯罪的共犯论处。 严格界定限制非法放贷入罪条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请问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今天出台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部分违反国家规定,未经批准经常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这是否会影响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是否会加剧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 姜伟:我们在起草《意见》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慎重研究。 首先必须明确的是,非法放贷与民间借贷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行为,《意见》的出台不会影响正常民间借贷活动。民间借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互助行为,服务社会融资需求,对于促进经济发展起到有益作用,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受到法律保护;而非法放贷行为已经脱离了民间借贷所具有的个体的、偶然的、互助式的存在模式,具备了借款对象不特定性、出借行为反复性和借款目的营利性特征,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了一种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对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都造成严重危害,必须依法惩处。 其次,打击非法高利放贷是为了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关系,防止非法高利放贷行为冲击正常的民间借贷和企业融资行为。对于民营企业来说,高利借贷无异于饮鸩止渴,是民营企业的“绞索”而非“救星”。出台《意见》打击非法高利放贷有利于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有利于维护正常市场环境、有利于保障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最后,为区别民间借贷和非法放贷的界限,在起草《意见》时对非法放贷行为及其入罪条件进行了严格界定和限制。例如,明确规定非法放贷行为必须“以营利为目的”“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并且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能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打击面扩大,确保正常的民间借贷活动不受影响。 积极开辟扫黑除恶“第二战场” 澎湃新闻记者:请问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什么样的黑恶势力罪犯需要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目前,监狱在押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案件线索情况如何? 刘志强:根据有关规定,罪犯原则上在判决地所属省级行政区域内的监狱执行刑罚,但对于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以及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减为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一律实行跨省执行刑罚;对于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者、领导者,以及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积极参加者,也可以跨省执行刑罚。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监狱系统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职责定位,发挥职能作用,以收押、管理、改造、深挖为工作重点,积极开辟扫黑除恶“第二战场”,全力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截至目前,共摸排黑恶势力犯罪及保护伞线索3.5万余条,其中已查证属买1400余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聚焦深挖彻查,采取有力措施,努力获取一批隐藏深、危害大、影响坏的犯罪线索,以“第二战场”丰硕战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仅线上犯罪一般不作为黑恶势力 人民网记者:请问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是如何界定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向互联网蔓延的具体表现形式的? 杜航伟: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方针。《意见》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定位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向信息网络领域的延伸,严格依据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表现形式作出了界定: 首先,《意见》第4条对通过线上方式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主要手段作了总结概括,明确规定“对通过发布、删除负面或虚假信息,发送侮辱性信息、图片,以及利用信息、电话骚扰等方式,威胁、要挟、恐吓、滋扰他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应当准确认定,依法严惩”。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一般认为,完全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或者主要环节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与传统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在行为方式、危害后果等方面存在较明显区别,仅有线上违法犯罪活动、危害仅及于网络空间,无法满足黑恶势力“欺压残害群众”等特征。为避免将完全通过线上方式实施违法犯罪的犯罪组织认定为黑恶势力,《意见》严格把握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从正反两方面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黑恶势力行为特征:一是《意见》第12条第一款从正面,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黑恶势力行为特征限定为“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有组织地”、“多次”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排除了完全或者主要通过线上方式实施违法犯罪构成黑恶势力的可能。二是《意见》第12条第二款从反面明确作出了禁止性的规定,即“单纯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的,一般不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认定依据。” 其次,《意见》第5、6、7条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的认定要点作了明确规定。《意见》上述规定均有明确的刑法条文和司法解释依据,并且结合黑恶势力犯罪的特点,将其纳入黑恶势力犯罪的范畴。

法治框架内精准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新华社北京10月21日电 题:打准、打狠、打深、打透——五部门印发4个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法律政策文件

专家学者解读扫黑除恶4个法律政策文件

新华社记者刘奕湛

□ 本报记者 周斌

全国扫黑办21日在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国家监察委员会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等4个法律政策文件。

公职人员既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对该组织进行包庇、纵容的,从重处罚;严惩黑恶势力非法放贷行为,同等刑罚数量标准降低一半以上;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成员间不熟识不影响黑恶犯罪认定;黑恶势力罪犯检举揭发他人,其自身及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均受保护……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全国扫黑办主任陈一新表示,出台上述法律政策文件,是认真贯彻全面依法治国部署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完善专项斗争法律政策保障的重要举措,对于确保扫黑除恶“打准、打狠、打深、打透”,推动专项斗争依法深入健康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10月21日,全国扫黑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国家监委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两高两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等4个法律政策文件。

“打伞破网” 重点查办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7类案件

多位专家学者今天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此次集中发布的扫黑除恶4个法律政策文件,以问题为导向,高度契合当下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通过发挥法律政策的指导、促进和保障作用,助力推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深入开展,依法精准严惩黑恶势力犯罪,确保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相统一。

《关于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指出,各级监察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聚焦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及坐大成势的过程,严格查办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

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犯罪

根据该通知,将重点查办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7类案件,即:公职人员直接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的案件;公职人员包庇、纵容、支持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案件;公职人员收受贿赂、滥用职权,帮助黑恶势力人员获取公职或政治荣誉,侵占国家和集体资金、资源、资产,破坏公平竞争秩序,或为黑恶势力提供政策、项目、资金、金融信贷等支持帮助的案件;负有查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案件;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民事枉法裁判、执行判决裁定失职或滥用职权、私放在押人员以及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发生的公职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包庇、阻碍查处黑恶势力犯罪的案件,以及泄露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工作秘密,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案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打击报复办案人员的案件。

在这4个法律政策文件中,严惩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的通知尤为引人关注。《通知》强调,要聚焦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案件及坐大成势的过程,重点查办公职人员直接组织、领导、参与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包庇、纵容、支持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等7类案件。

中央纪委常委、国家监委委员、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崔鹏介绍说,“打伞破网”是下一步专项斗争的主攻方向。为打赢这场攻坚仗,必须既明确查办重点,实施精准有效打击,又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准确认定问题性质。

廉政制度建设与腐败预防研究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说,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打伞破网”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破解“保护伞”查办难问题也亟待解决,这关系到涉黑涉恶大要案能不能深挖彻查,乃至为期3年的专项斗争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在此关键节点有针对性地出台《通知》非常及时且必要。

明确非法放贷行为 严惩黑恶势力非法放贷

“涉黑涉恶案件,一旦涉及公职人员,往往给调查打击带来很大的阻力。现实中,查办涉黑涉恶大要案,也存在没有查出‘保护伞’或查处不到位等情况。”任建明说,这都需要进一步发挥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主导作用,加大打击力度。《通知》对此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公职人员涉及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又涉嫌公安、检察管辖的违法犯罪的,一般应当以监察机关为主调查,公安、检察院予以协助。

由于非法放贷的认定缺乏明确、统一的标准,是否应纳入刑事法律调整范围也存在一定争议,导致一些严重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非法放贷活动得不到有效打击处理。针对这一问题,《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对此也非常认同。他说,从以往实践来看,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案件中,违法犯罪类型较多,既有贪污贿赂等职务违法犯罪,由监察机关管辖,也有涉嫌包庇、纵容等违法犯罪,由公安机关管辖,还有检察机关管辖的,这就需要按照《通知》的要求,分工负责,互相配合,协同推进。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姜伟表示,近些年来,因非法放贷而引发的各类刑事案件呈现高发态势,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调研中发现,为获取高额利息,非法放贷者往往会有组织地采用暴力、威胁等方式催收,形成非法放贷、讨债团伙,很容易蜕变为黑恶势力,正是由于获利快、收益高,非法放贷也成为一些黑恶势力敛财的重要手段。

公开资料显示,在近两年的专项斗争中,已有一批公职人员、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及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等涉嫌犯罪问题被依法惩处。而《通知》对这些问题的法律适用,又用专门一节作进一步明确。

为保护正常的民间资金融通,精准惩治非法放贷犯罪活动,意见将打击目标锁定社会危害性最为突出的非法高利放贷,明确在定罪量刑时以单次实际年利率超过36%的非法放贷为基准,并且从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数量以及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几个方面,规定了“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的具体标准。

任建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出,有关法律适用,《通知》强调了要“从重处罚”、“择一重罪处罚”的情形,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既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又对该组织进行包庇、纵容的,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从重处罚,这体现了政策的趋严,彰显了对公职人员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的零容忍。

此外,意见还明确,黑恶势力非法放贷的,据以认定“情节严重”或“情节特别严重”的非法放贷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非法放贷对象数量起点标准,均低于一般非法放贷的入罪标准和加重处罚标准,充分体现了区别对待、从严惩处的政策精神。

厘清非法放贷罪与非罪边界

斩断网上黑恶势力“黑手”

当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经营性放贷业务呈现蔓延趋势,一些组织和个人以发放贷款牟利为业,甚至出现暴力催收、与黑恶势力勾结等违法犯罪情形,严重扰乱地方金融市场秩序,也给社会稳定和公民合法权益带来严重危害。

《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对通过发布、删除负面或虚假信息,发送侮辱性信息、图片,以及利用信息、电话骚扰等方式,威胁、要挟、恐吓、滋扰他人,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应当准确认定,依法严惩。同时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强迫交易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如何认定以及此类案件的特殊取证方式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

针对以民间借贷之名,行非法占有之实的“套路贷”犯罪,今年4月“两高两部”出台了《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了“套路贷”的常见犯罪手法和步骤,确定了“套路贷”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公安部副部长、全国扫黑办副主任杜航伟介绍,意见以问题为导向,对司法实践中亟需予以明确的问题,例如,哪些黑恶势力犯罪可以通过线上方式实施,哪些黑恶势力犯罪可以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实施等,作了明确规定。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认为,此次“两高两部”出台《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将非法放贷犯罪作为一类扰乱市场秩序犯罪予以整治,将与《办理“套路贷”意见》形成打击借贷领域犯罪的“组合拳”。

同时,意见从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四个特征着手,对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黑恶势力的特殊性作了规定。在组织特征方面,为逃避打击,黑恶势力利用信息网络联络的便利性,分工合作,部分成员甚至不需要相互见面和彼此熟识。对此,意见明确“对部分组织成员通过信息网络方式联络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活动,即使相互未见面、彼此不熟识,不影响对组织特征的认定”。在危害性特征方面,由于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黑恶势力犯罪涉及的地域和行业一般较为广泛,与传统黑恶势力犯罪存在区别,意见明确对此应当结合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综合判断,如果黑恶势力犯罪“在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造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应当认定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

“此次《意见》明确了非法放贷犯罪的认定标准,也就相应地框定了该领域民事法律关系与刑事法律关系的法律边界,对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准确定性和依法处理意义重大。”刘静坤指出。

开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二战场”

对非法放贷行为的入罪标准,《意见》进行了合理限定,符合“违反法律监管规范”“实质上非法从事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以及“造成严重危害”的非法放贷行为,可被视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由监狱负责教育引导跨省异地服刑的涉黑涉恶罪犯坦白交代司法机关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犯罪行为,鼓励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形成书面询问材料后,根据案件性质,移送原办案侦查机关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其他省级主管部门依法审查处理。

刘静坤注意到,为防止刑事制裁尺度过宽,《意见》还将“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限定为“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并明确“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体现了严格、审慎的态度。

司法部副部长刘志强指出,意见明确了案件线索排查和移交工作中的职责分工,健全了案件办理过程中协调配合机制,建立了案件办理过程中的告知制度以及保护了涉黑涉恶罪犯坦白、检举的积极性。

非法放贷行为除影响金融市场秩序外,还容易诱发涉黑涉恶等违法犯罪活动。对此,《意见》专门将非法放贷衍生的黑恶势力犯罪纳入惩治重点,明确从严惩处。

意见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明确了跨省异地服刑涉黑涉恶罪犯坦白、检举案件线索的移交工作流程,规范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上述案件过程中,提审以及解回侦查、起诉、审判的工作流程,强化了政法各部门协调配合机制。

刘静坤分析说,如果有组织地非法放贷,伴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标准,应当分别按照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办理。当然,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或者恶势力、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应当严格执行此前出台的有关法律文件,不能仅因涉及非法放贷行为就拔高处理。

此外,意见规定,政法各部门在办理涉黑涉恶罪犯坦白、检举案件中,应当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办案、快办快结。在办理涉黑涉恶罪犯检举案件中,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护罪犯及其近亲属人身和财产安全。对涉黑涉恶罪犯检举他人犯罪行为,构成立功或重大立功的,监狱依法提请减刑;未构成立功或重大立功的,监狱也可以按规定给予日常考核奖励或者物质奖励。

网上网下立体治理黑恶犯罪

近年来,黑恶势力犯罪逐渐出现线下与线上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发展态势,在此背景下,与网上黑恶势力犯罪并跑,加强对网络黑恶犯罪的治理,已经成为推进扫黑除恶工作取得全面胜利的必然之举。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雷看来,“两高两部”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黑恶势力犯罪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及时回应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带来的新挑战,加强了对黑恶势力犯罪网上网下的立体化治理。

他进一步分析说,《意见》全面梳理了目前司法实践中黑恶势力犯罪在网上蔓延、演化的犯罪态势,突出强调治理角度着眼于黑恶势力犯罪网络化所带来的犯罪组织结构松散化、利益攫取方式零散化、犯罪手段软暴力化、犯罪空间多样化“四化”特征,精准地梳理、勾勒出针对此类新型犯罪形态的治理方向。

《意见》还首次明确了网络黑恶势力犯罪构成犯罪集团与有组织犯罪时应具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危害性特征各自的特殊表现方式,揭示出四大特征在网络世界中的变异特点。程雷认为,这澄清了一段时间以来一线执法司法机关认定该类犯罪的诸多困惑,为准确打击网上黑恶势力犯罪提供了及时有效的依据。

针对实践中侦办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的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非法敛财类案件,因被害人人数众多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无法逐一收集被害人陈述这一实际问题,《意见》规定,可以结合已收集的被害人陈述,以及经查证属实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第三方支付结算账户交易记录、通话记录、电子数据等证据,综合认定被害人人数以及涉案资金数额等。

“这一规定是否会降低证明要求和证据标准呢?”

刘静坤对此予以否定。他说,这是立足司法实际要求,对司法证明的疑难问题作出指引性规定。具体到司法个案,办案机关需要尽可能地查清已有被害人的陈述,以及有关物证、书证、电子证据等证据材料,在穷尽现有证据材料基础上,再对有关事实作出综合认定。

不仅有指引性规定,《意见》还对不构成黑恶势力犯罪的情形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如单纯通过线上方式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且不具有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特征的,一般不应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特征的认定依据等,坚持了实事求是和罪刑法定原则。

调动罪犯坦白检举积极性

随着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深入推进,一大批涉黑涉恶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严惩。其中,司法机关对相当一部分被判处监禁刑的黑恶势力罪犯实行异地关押。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吴宗宪认为,此举有利于发挥刑罚的惩罚性,凸显刑罚执行的严格公正,但也容易导致坦白、检举线索移交难、办理难、反馈少,长此以往,不利于深挖犯罪、巩固和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

因此,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关键阶段,“两高两部”及时出台《关于跨省异地执行刑罚的黑恶势力罪犯坦白检举构成自首立功若干问题的意见》,可谓恰逢其时。

罪犯坦白、检举情况多种多样,大部分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有些属于检察院管辖,也有的属于其他部门管辖。《意见》结合办案实际,重点规定了部门间办案协作,明确了线索移交流程以及各部门办案过程中的提审、解回侦查、起诉、审判等流程,强化部门间协调配合。

吴宗宪说,以往实践中,监狱移送坦白、检举材料后,由于各种原因,相关办案机关未能及时通知监狱,罪犯出现情结波动后,监狱无法采取更有说服力、有针对性的改造手段,进一步影响了其他罪犯坦白、检举的积极性。

为此,《意见》要求相关机关及时告知监狱办理情况,以便于监狱及时掌握案件办理进度,对罪犯开展针对性的改造指施,同时也让罪犯及时知道坦白、检举的情况,调动其积极性。

“《意见》有效解决了跨省跨部门办案线索移交反馈不及时、奖励不明确、解回侦査配合不力、办案职责不清晰等问题,促使罪犯主动坦白、大胆检举,共同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完成好党和人民交付的重大政治任务。”吴宗宪说。

本报北京10月22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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